从京剧看清代历史:戏曲园中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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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远比水浒更大的暴力叛乱,我们必须压制这种混乱,以维持政权。朝廷对皮黄的支持可能是争取和团结太平天国所吸引的社会阶层的一种方式。引领审美趣味重塑的朝廷,表面上可能只是在孤注一掷的追逐游戏,它不得不迎合绝大多数在京剧院文本中不时失去声音的普通市民的喜好,即支持宣扬私刑正义和新阳刚之气的皮黄剧。在一定程度上,太平天国时期及以后清廷的文化策略相当有效,迎合了大众的道德价值观而不是对精英的情感,赢得了大众的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危机之大,迫使各族精英在文化倾向上做出“非我即他”的二元选择。晚明以来,存在于文人文化重建中的关于性别和阶级越界的浪漫话语,在19世纪中叶精英身份和特权的生存威胁面前变得毫无价值。在危机中幸存下来的精英们疏远了江南,心甘情愿地与朝廷结盟,模仿并接受了它的文化品位。在戏曲方面,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爱好,即将原本庸俗的黄皮转化为高雅的文化。

从京剧看清代历史:戏曲园中的文化

皮黄戏 《翠屏山》 ,图为清宫 《戏出画册》 之一帧。藏故宫博物院

文化权威重新排序的一个结果是新道德主义的兴起。无论是像于之这样的江南慈善家,还是致力于北京中兴的同道,道教的支持者占据了文化的主流。与此同时,朝廷的很多地方都下放了。或许,我们可以把朝廷在文化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权威,看作是失去社会政治权力后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文化姿态。显然,这不足以保护垂死的王朝,但其最持久的影响在于重建了帝制后期儒家最后的强势声音,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儒家保守主义的极端立场。

到19世纪末,清廷通过对戏曲的选择和支持,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商业剧场的道德价值观。当然,朝廷并没有彻底吸收和同化戏曲市场。这些文本与舞台、表演和观众的给予和接受之间不可避免的差距意味着对歌剧表演本质的理解总是不一致的。19世纪末,观众仍然热情地参观剧院,沉浸在舞台上呈现的虚拟世界中。剧场里的很多人际交往并没有减弱,浪漫领域和相关的优秀男生市场直到20世纪初才被禁止。这些现象成为了现代改良主义者攻击的目标,随着女性可以上台表演、上剧场而改变。然而,与1770年至1860年的商业剧院相比,北京剧院在内容和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干预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不太可能是表达非正统愿望、欲望和幻想的地方。因此,剧场不再是北京表达公共话语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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